第四百六十四章 新的国策，消费革命与西南暗流！（1 / 2）

然而，现实却远非如此。

大明的棉布产量不过五六千万匹，这还是朱允熥近两年大力推广种植棉花的结果。

每匹棉布耗费棉花约三至六斤不等，平均下来，全国每人每年仅能分得一匹布，勉强缝制两件衣裳。

棉布衣物极易磨损，这样的产量显然无法满足百姓的日常所需。

从市场上销售的棉布数量来推算，实际的棉花种植面积，恐怕连朝廷规定目标的十分之一都未达到。

不过，局势已在悄然转变。

田地被折算为公司的股份，并统一交由朝廷的田地管理机构代为经营。如此一来，耕地种植何种作物，朝廷几乎能全权掌控。

在顾启章看来，朝廷以前的命令，本就给了地方官府预留了极大的“弄虚作假”的空间。

若真的完全落实，那朝廷规定的棉花种植面积理应大减。

“不可！”朱允熥断然否决了顾启章的提议。

“棉花种植必须严格遵循皇爷爷定下的章程，不仅要分毫不差地落实，还要进一步扩大规模！”

“百姓衣不蔽体，寒冬腊月冻得瑟瑟发抖，朝廷若连这点衣食之需都无法满足，何谈治国安民？此事绝无妥协余地！”

若仅仅以让黎民免于冻馁为目标，顾启章的提议确实无懈可击。

寻常百姓的棉衣，一件足以穿上数载。

甚至在乡间农户中，父传子、子传孙，一袭破旧棉袄能承载好几代人。

即便衣角磨得发白，补丁层层叠叠，只要还能蔽体，又有何妨？

按照这样的方法来使用衣物，大明现有的棉花种植规模，已近乎能满足所需。

纵使再稍加推广，增幅也不必太大。

然而，朱允熥的心思从未停留于此。

他要唤醒的，是大明自身的消费洪流，是一个能够席卷天下的市场！

当工业化的巨轮轰然启动，生产不再是桎梏，消费便成了驱动国祚昌盛的关键。

放眼海外，那些蕞尔小邦，国力贫弱，除却少数钟鸣鼎食的贵族，民间几乎毫无购买之力。

在农耕时代，这些高高在上的权贵或许还能撑起一片市场。

可对幅员辽阔的大明而言，一旦工业化的洪流奔涌而出，区区海外贵族的消费不过是杯水车薪，难堪大用。

唯有大明自身的亿万子民，方能孕育出真正磅礴的消费之力。

大明，注定要成为这世间最恢弘的商贸舞台！

而在诸多消费品类中，最容易撬动民心的，莫过于衣帛锦绣。

衣衫的更替，远比其他需求更具弹性。

粮食的消耗，终究受限于人的胃口。

即便将粗粝的谷麦尽数化为牛肉羊肉猪肉，用肉食来代替粗粮，粮食的消费也不过翻上两三倍，便已触及极限。

况且，田亩的产出自有其天花板，难以无限扩张。

但衣物的消费市场，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
一个人一年需要多少件衣裳才算足够？

两件？

四件？

十件？

抑或二十件，甚至百件？

答案是，欲望没有尽头，衣物的数量也没有尽头！

正如后世流传的那句名言：“女子的衣柜里，永远缺少一件衣服！”

要唤醒大明的消费热潮，服饰无疑是撬动市场的首要切入点。

这并非空想，而是历史的明证。

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，便与之相伴而生的“羊吃人”圈地运动为证。

那场运动的根源，正是服饰市场率先受到新兴消费观念的冲击，人们对羊毛的需求激增，需要更多的羊毛来织造更多的衣物，以满足需求。

人性在这一点上并无二致，东西方皆然。

大明，亦不会例外。

因此，从服饰入手，激发市场需求，进而推动工业的腾飞，是最为切实可行的路径。

为此，大明的棉花种植必须进一步扩大规模。

更何况，如今大明的粮食已然过剩。

得益于人均耕地充裕，农田水利设施日益完善，以及农业技术的突飞猛进，粮食产量会越来越超出所需。

即便小冰河时期的寒潮来袭，也不足以撼动这丰收的根基。

然而，将过剩的粮食转向畜牧养殖，以肉食替代谷物，却非朝夕之功。

猪、牛、羊的繁殖周期漫长，短时间内难以骤增。

相较之下，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技术的进步却势如破竹，成效斐然。

因此，腾出更多土地种植棉花，不仅毫无阻碍，反而顺理成章。

顾启章听闻自己的提议被陛下否决，心中一凛，不敢再多言。

他连忙俯首，恭敬中带着几分自责，朗声道：“陛下心系黎民，忧国忧民，臣子思虑浅薄，未能体察圣意，实属有愧。”

“臣这就传谕户部，责令户部上下官员，以及各地之地方府衙，严谨督管田地租赁事宜，务必将朝廷推广棉花种植的国策推行到底，绝不辜负陛下为天下苍生谋福祉的一片苦心！”

这便是权力的威严所在。

顾启章内心深处，对朱允熥的决策未必全然认同。

然而，面对皇帝的坚持，他不敢再有丝毫异议，只能将反对的念头深埋心底，先执行皇帝的旨意。

虽说“武死战，文死谏”，大明文官骨子里似乎流淌着“死谏”的血性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，他们会在每一件事上都与皇帝针锋相对。

至少，在一位手握重权的君王面前，臣子们在绝大多数情形下，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事务上，都会选择顺从圣意。

偶尔进言，若皇帝不予采纳，他们便不再多说。

唯有那极少数、关乎社稷根本或触及他们底线的时刻，臣子们才会抛却顾虑，以性命相谏，践行“死谏”的信念。

然而，这样的时刻在朝堂上凤毛麟角。

寻常官员，即便是那些素以耿直著称之人，也不敢轻易挑战皇帝的权威。

那些一味“作死”、动辄顶撞君上的莽夫，根本无缘踏入庙堂高位。

即便是海瑞那般千年难遇的“刺头”，也只有在忍无可忍之际，才会毅然上疏《治安疏》，以一腔孤勇直面天威。

除非皇帝的权柄已旁落，朝政被权臣或外戚把持，否则，只要圣旨一下，臣子们大多会噤声遵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