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百二十九章 官场哲学！不同的奏报！（2 / 2）

即便是这样，后世每十年一次的人口大普查，仍然会发现许多问题。

实际人口数据与电脑系统中的记录并不完全一致，需要重新进行校正。

这其中存在诸多复杂的原因。

首先，是新生的人口，不一定能够很快就去办理户口登记。

总有一些“黑户”，或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在出生后并未及时进行登记，甚至直到成年，都没有正式的户籍记录。

其次，是死亡的人口，也不一定能够很快就去报备销户。

有些人可能已经过世了好几年，但在电脑系统里面，却依然“活着”，仍旧显示为在世状态。

第三则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有些人会在两个地方，甚至更多的年地方都登记身份，办理户口，形成虚假人口。

即便后世网络技术高度发达，有电脑进行统计，也仍然不能完全杜绝这种情况。

毕竟，一个人只要换一个地方，再换一个名字，再重新登记进入电脑系统，也不是什么难事。

这样一来，在电脑系统里，他就会被识别为两个地方的两个人，而非同一个人，造成数据上的虚假繁荣。

凡此种种，唯有通过反复的监测与精密的校准，才能获得相对准确的人口数据。

然而，如今的大明，显然没有后世那般拥有先进的监测手段，能进行相对精准的人口统计。

在乡村，许多孩子都是由乡野间的接生婆草草接生。

大部分人在出生后的十年八年内，官府那里仍然没有任何资料记载，仿佛他们从未存在过一般。

至于那些老年人或壮年人因病痛或意外不幸逝世，家人办完丧事便直接安葬。除非本身就是拥有官身的显赫之人，否则，谁还会特意跑去官府报备呢？

寻常百姓对此不甚在意，官府也鞭长莫及。

至于其他各种复杂的情况，就更不用多说了了。

再加上官方的户籍资质本身都是手写记录，随着记录的增多，卷宗堆积如山。

面对庞大且时刻变动的人口数据，想要做到完全准确的统计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
洪水来临后，许多村庄被无情地淹没，化为泽国。

连寻找他们身边熟悉的人进行调查都变得异常困难，而官府那边又没有准确的资料登记。

在这种信息匮乏，资料混乱不堪的情况下，想要获取精确的死亡人口数据，自然也是痴心妄想，根本不可能实现。

充其量，那也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值罢了！

但刚才河南巡抚郑鸿渐和巡按赵清直在向他汇报时，却完全没有提及这一点，反而说得言之凿凿，就好像他们掌握着精确无误的数字。

这让朱允熥心中不禁生出几分怒气。

然而，转念一想，他又稍稍平息了些许怒火。

报喜不报忧，这是官场由来已久的传统，亦是为官者的一种“生存之道”。

郑鸿渐和赵清直所汇报的，或许是那些已经统计查清，有确切资料证明或者已经找到了尸首的死亡人口。

至于其他无法查证，或者尸骨无存、音讯全无的人，那便只能将其归结为“失踪人口”，而非直接计入“死亡人口”。

二人汇报了一大堆数字，却始终没有提及失踪人口的具体数量。

那么，他们口中所说的“死亡人口”，便是指当下已经统计清楚、能够确定的遇难人数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也不能说他们有什么错。

只不过，这种汇报方式或多或少都带着刻意误导的嫌疑，让皇帝误以为那便是全部的受灾死亡人数。

而实际的遇难人数，恐怕要比他们汇报的数字高出很多很多。

周安民之所以不敢那样说，首先是因为商丘县的灾情实在太过严重了。

全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方被洪水无情淹没，损失之惨重，简直难以想象。

而他作为新上任的县令，需要肩负起灾后的救灾与重建工作的重任。

若他刻意隐瞒不报，让朝廷误以为受灾损失较小，那么相应的救灾与重建拨款的钱财也会大幅减少，这将直接导致他无法有效地开展后续工作，无法安抚和救济百万灾民。

若被上面查出来，那就是都是他的责任了。

这与河南巡抚巡按想要将事情捂住一些，少报一点损失，以便“肉烂在锅里”，不被朝廷彻底知晓的心思是完全不同的。

最重要的是，周安民是新上任的县令，黄河溃堤造成的巨大损失，与他并没有任何关系，责任不在他身上。

他只需要全心处理好善后工作，将灾情如实上报即可。

如果他在这个过程中有所隐瞒，那么被隐瞒的那一部分责任，最终便会由他来承担。

周安民当然不愿意替前任背负这沉重的包袱，也为他人的过失买单。

只有将所有灾情全部如实报上去，甚至还要适当夸大一点，他才能完全免除责任，后续处理起来也不会那么麻烦，能获得朝廷更多钱粮的支持。

这显然与河南巡抚、巡按的立场和利益截然不同。

他们两人是在自己的任上发生了黄河溃堤的惨剧，灾情损失越大，他们的责任也就越大，仕途所受的影响也越深。

自然要尽可能将上报的损失压低一点，以减轻自身罪责。

由此观之，他们二人所汇报的数据，其真实性和可信度恐怕要大打折扣了。

……